【导读】地处低纬度高海拔的云南昭鲁坝子，丰富的光热资源使其所生产的苹果不仅产量高、品质优，而且成熟早、投产快。面对竞争早就白热化的国内苹果市场，不少外地资本包括苹果主产区的一些种植企业，纷纷带着先进的种植技术和新品种涌入云南，欲在这片土地上大干一场，觅得参与市场竞争的一份先机。 “你在嗅什么？”我好奇地问道。 几乎每到一个果园，相宇波都会蹲在果树下，抓起一把土，然后放在鼻子下很认真地嗅。有时候还不止一个地方，像测土配方施肥般多点取样。 “这个习惯是跟日本老师学的，嗅得多了就有一种感觉和判断。”相宇波解释道。他早年去日本研学过，在青森县学习种植苹果。“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判断土壤干不干净，如果有怪味或腐烂味，说明杂菌超标，这种土壤上果树肯定长得不好，草也长得不好。” 草也是相宇波在果园重点关注的对象，他甚至能说出哪种草环境下的果树能结出什么口感的果子，挺神奇的。 发生技术路线之争的相宇波(左)与曾彪 相宇波手中拿着的是云南典型的砖红壤，还是沈国兵 （富民花果山沃苹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在建园时专门从其他地方挖过来的“客土”，而且还覆盖了防草布。“像这把土就什么味都没有，没味就意味着什么都没有。” 相宇波说的“什么都没有”，我的理解是没有微生物，没有有机质，也缺乏营养元素。 不过园子里的苹果树依然我行我素，长得挺旺盛的。沈国兵为了防止长势过旺，还特意把苹果树的主干顶端拉了下来，使它转变角色，变成一个结果枝组，然后另选一个长势中庸的侧枝作为主干延长头。这也是果树修剪上常用的手法——弱枝当头。 “这个方法不行。”相宇波特意提醒沈国兵。理由是他那样做会打乱树体的生长节奏，导致被弯下的主枝木质部发育不平衡，一边大，一边小，最终影响经济寿命。 总而言之，相宇波是一位果树自然栽培的践行者，种植理念是尽量减少人为干预，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根据植株的生理特点，慢慢加以引导，从而以较低的生产成本生产出健康优质的果品。 这其实也是我十分担心的，因为他现在指导着云南石林赫石兰茂近千亩的苹果园。今年5月我到云南时，相宇波强烈要求我去石林看看这家建园刚过两年的苹果园。那几天他不在，所以当李国芬 （石林赫石兰茂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首先跟我提及“生态”种植理念时，我的心就不由自主地“咯噔”一下，并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条道路的“凶险”。 所以这一趟是约好时间来的。我，相宇波，李国芬，还有公司的另一位技术指导老师——曾彪，一起去云南苹果产业的发源地——昭通，一睹究竟，并以此为据，来确定赫石兰茂的发展方向和技术路线。 回程的时候，还顺便逛了下同年建园的富民花果山沃苹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苹果园。在富民，李国芬还带我们去了一趟她投资农业之前来考察过的一家相当不错的苹果园。非常不幸，那家苹果园目前已基本处于一种失管的状态。 “转了这么一趟，你对未来发展有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我先问李国芬。 “我觉得在销售上还是要两条腿走路，一条是品牌，一条是渠道。”李国芬应道。 李国芬（右）和丈夫毕红升在赫石兰茂苹果园查看苹果的长势 这趟我们在昭通重点看的是早熟苹果，当地发展比较快的是“华硕”和“红露”。“华硕”外观漂亮，口感一般，还存在一种原因不明的“黑心病”；“红露”外观一般，口感纯甜。但今年这两个品种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销售问题。 “如果自己没有销售团队，等着客商上门收购的话，未来我们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李国芬担忧道。 “相老师，你有什么感悟？”我再问相宇波。 “云南真是一个好地方。”相宇波是陕西礼泉人，在来之前，我让他带了几个当地种植的“华硕”，刚下飞机尝到李国芬带来的“华硕”后，任凭我们怎么说，他都不肯再拿出，只说“不能相比的。” “如果技术到位，这里可以生产出最好的早熟苹果。另外，这边的苹果成枝成花都没有问题，而且苹果的种植技术在昭通已经相当普及，大家都能种，而且都能丰产。我唯一有点担心，那就是别让‘丑苹果’限制了昭通苹果，因为昭通苹果可以往又好看又好吃的方向发展，云南其他地方的苹果也可以往这个方向发展。” “那在栽培路线方面有没有新的思路调整？”我继续问道。实际上这趟去昭通的主要目的是让相宇波能深入了解云南苹果的栽培模式，根据云南特有的气候条件来调整他原有的技术方案。他与曾彪在技术方案上也产生了矛盾，这让李国芬左右为难。 “现在好多东西还需要消化，但有几个点已经非常明确了。”相宇波一一介绍道：“第一，在云南，树体的器官发育是可以同步进行的，比如营养生长和花芽分化可以同步进行，这在北方是不能同步的；第二，在云南，植株的生长量一般情况下是比较大的，而且在生长量偏大的情况下还可以结出好果子；第三，这里的土壤营养条件较差，树势容易衰老，土壤肥力也容易衰减，这一块的难度还是比较大。” “那对控旺的认识呢？”这是他与曾彪在技术路线上最大的冲突，相宇波强调幼树要 “控旺”，曾彪则坚决反对，从而导致在肥水管理上的背道而驰。 “前期还是需要控，如果前期长得太快，对后期的发育很难调控。”相宇波解释道。他把我说的“控旺”改为“可控”。 “那像我们昨天看到的3年生‘红露’，你觉得有没有必要控旺？”我举了一个具体的果园。那个果园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树势过旺，有必要今年适当挂果来控制一下树冠。 相宇波（右）和曾彪在交流技术 “这个品种不需要，但如果是‘富士’的话就需要。要看品种。”相宇波解释道。 “你觉得土壤有什么问题？”我重提他刚才提到的难点。这也是他的栽培理念中一直强调的内容。 “草种比较单一。”相宇波以草识土。在我们这几天走过的苹果园中，他认为最理想的是郑卫秋的苹果园：“园子里边如果再有一些禾本科的杂草就会更好，但是这个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根据土壤环境慢慢去引导。”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陕西礼泉县朝阳山顶天寺那片苹果园，从2005年建园时的高草，到现在绿地毯般的矮草，相宇波足足花了15年的功夫。 “你觉得草的种类对果树栽培或土壤改良非常重要吗？”我显得有点明知故问了。 “非常重要。”相宇波毫不犹豫地应道：“土壤有些有害的成分需要通过草来消化。” “你对土壤这一块有什么不同意见？”我改问曾彪，他是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的土肥专家。 “云南的大部分土壤都是砖红壤，严格讲是生土，不是熟土，所以有机质和氮磷钾等大量元素的含量都很低。”曾彪从手机上翻出赫石兰茂苹果园的土壤检测数据，有机质含量不到1%，氮磷钾含量接近最低的临界点。 “你们的肥料配方是不是根据这个数据来的？”我追问道。 “我肯定是根据这个数据来。”曾彪应道：“所以我不主张控旺。我们要求先把骨干枝和树冠培养起来，再通过挂果来控旺，而不是前期控旺；他（相宇波）是怕成花不好，最后挂果不好。这个是我们之间最大的分歧。” 除了今年减少了两次用肥，相宇波去年还在“富士”上喷了一次多效唑，这在曾彪眼里简直就是 “让一个本来就营养不良的人吃减肥药”，根本就是在作死。 “但通过树相你应该也能判断出树势啊？”我疑惑地问相宇波。他没有条件做检测，只能通过观察树相和土壤来判断情况，从而做出技术方案。 “今年6月时我就发现芽间距有点发黄，确实营养有点缺了，但去年从树相上判断不出，我还是按照自己的理念处理的。因为园艺要求植物器官前期发育不能快，一旦发育太快，营养通道太大的话，后期会出问题。但是根据这边的实际情况，我的有些判断还是有问题的。” 发现问题之后，相宇波及时和曾彪沟通，补施肥料，目前的树势已经基本上恢复正常状态。 “你们俩的争执有点类似于中医和西医之间的差别。”我对相宇波说：“你就像一位老中医望闻问切，嗅一下土，看一下草，再根据树体来对症下药。我担心什么？因为中医讲究养生，成效相对会慢，你刚才讲到的果园的问题，包括土壤的问题、草的种类问题、主干弯曲后出现的木质部发育的问题，或者你所担心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我停顿了一下，然后对大家说：“在我眼里，最大的问题是不挣钱。” 时间往前推一天，我们还在昭通，最后一站是昭通东达种植有限公司。公司总经理郑卫秋是我的老乡，2010年来到云南，2011年落脚昭通，先建苗圃，后建基地。我一年前来过一趟，这次算是故地重游。 “今年的销售形势怎么样？”我问道。 “没有往年好。” 郑卫秋的回答符合我的预判。在还没进基地大门之前，我看到沿路的苹果树上挂满了被高原阳光晒得黝黑发亮的“华硕”，就感觉到今年的销售可能有些压力。 “这跟新冠疫情肯定有关系，消费能力普遍下降。”郑卫秋接着解释道：“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品种前两年网上卖得好，今年有人就赶早，没成熟就采了拿去卖，口感差，价格还高，结果是网上差评不断……” “差评是因为口感差，还是果心褐变的问题？” 果心褐变是“华硕”的一个大问题。一个非常漂亮的大苹果寄过来，放上几天，用刀切开，结果发现里面是“坏”的，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场面都会让消费者非常扫兴，所以退货、差评、投诉等行为自然接踵而至。 “不是褐变的问题。褐变的原因是苹果体内的热气散不出去造成的。当天采摘的苹果不能装箱，要么预冷，要么先放一个晚上，等到第二天再包装发货，消费者收到后放冰箱，基本上就不会再出现这个问题了。” “你认为是这个原因吗？”我又问秦梦，他是昭通资深苹果专家。 “郑总说的是有道理的。”秦梦应道：“这跟品种有一定的关系，‘华硕’果皮厚，果个大，呼吸作用强烈，特别是中午温度高的时候采摘下来马上装箱，就存在氧气不够，呼吸作用处于半停止状态，导致果肉褐变。如果今天采摘，明天装箱，或者放进冷库里先预冷一个晚上，把果实的温度先降下来之后再装箱就没问题了。” 云南最典型的土壤——砖红壤 李国芬（右）和郑卫秋在东达苹果基地 “那还是采后处理的问题。”我长舒一口气，总算这个问题不属于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否则，这个曾被我非常看好的早熟苹果品种短时间内就会玩完。 “你怎么看‘华硕’这个品种，还能不能继续发展？”我问秦梦。 今年5月，当我第一次来到位于圭山脚下的千亩苹果园时，李国芬跟我提到品种选择、种植模式和效益前景等各方面的困惑。在我的不成熟答案中，其中有一条是需要找到一两个能充分发挥出云南气候优势的优良品种，来替代占园区半数之多的“富士”系品种。所以，这趟行程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考察品种。 “没有什么品种是最好的品种，任何品种都有一个周期。像‘华硕’，因为它的外观形状非常优秀，前面三五年是它的红利期，物以稀为贵；过了这三五年，就降为一般的东西。任何品种都是这样的，只有‘富士’可以经久不衰。” 郑卫秋是相中“华硕”的伯乐。2012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第一次接触这个新品种之后，就订下全部的苗木；2013年种植，2015年投产，7元/kg的包园价；然后逐年上升，2019年到达峰值，统货价12元/kg；今年行情回落，统货价跌到8元/kg。这倒也贴合秦梦说的周期变化。但相比去年已经跌到低谷的昭通 “富士”价格，这依然还是数倍之上的天价。 “今年‘红露’的价格比‘华硕’贵，我 65（指果实横径，单位为毫米。下同）起步的果也要卖到8元/kg多，70起步差不多是9.50～10元/kg。”郑卫秋又提到另外一个早熟品种的行情变化：“前几年都是‘华硕’比‘红露’贵的。” 赫石兰茂的苹果园中也有这个品种，它比不过“华硕”的外观，果个也偏小，但在口感上优于“华硕”，也是李国芬重点关注的品种。 “‘红露’果实不会像‘华硕’一样出现褐变，在运输途中要安全得多，而且很容易丰产，正常的园子亩产量可以达到七八千斤，‘华硕’最多也就三四千斤的亩产量。”郑卫秋补充道。 “那从目前来看，‘红露’的效益还是最好的，价格又贵，产量又高。”我们来东达公司之前，还参观了陈斌的苹果园，130亩 （1亩约合667 m2，15 亩约合 1 万 m2即 1 hm2）面积，种的就是“红露”，硕果累累。 “你们怎么看‘红露’的发展前景？”我问秦梦。 “也是5年周期。任何品种都有周期性，所以没有什么品种是最好的品种。” “但从目前来看，‘华硕’和‘红露’这两个早熟品种还没有被取代的迹象，只要市面上没有出现比它们更优秀的品种，它们还是会霸占着早熟的市场，除非有更好的品种出来，这两个品种才会被淘汰，这是自然的更迭过程。而且品种也不是说换就换的，听一些专家讲，有什么品种比 ‘华硕’牛多少倍，你一换，结果表现却是一塌糊涂。包括中熟的‘红将军’和晚熟的‘富士’，在国内市场上目前都还找不到任何一个品种来替代。” 听得出来，秦梦对“富士”坚贞不渝，对已经打开市场的 “华硕”和“红露”半推半就，对新品种则表现得戒心重重，充满着怀疑和冷眼，其中包括眼下正红的“维纳斯黄金”和“秦脆”。 在昭通田源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苹果园中，我们也看到“维纳斯黄金”存在锈斑的问题，“秦脆”存在苦痘病的问题。倒是“瑞雪”长得端庄秀丽，甚得我们的喜欢。 “从产区来讲，以昭通为主的云南苹果产区的优势是不是在早中熟品种上？”我没有再纠缠具体品种的选择问题，而是把它放大到产区的优势品种选择上。 “如果整个昭通的苹果全部种成 ‘华硕’和‘红露’，你看市场会不会烂得一塌糊涂？”秦梦抬杠道。 东达苹果基地的“华硕”（上图）和“红露”（下图） 我和他是初次见面，相互之间并不熟悉，但几番对话下来，我发现他也是“杠精”。难怪在来昭通的途中，曾彪向我介绍这位很接地气的“秦老师”时说他深得果农喜欢，但不怎么受领导和专家待见。 “那按照你的观点，在昭通，早、中、晚熟苹果各占多少比例是比较合理的？”我顺着他的思路问道。 “专家原来提的是 3∶3∶4，我也不敢说这个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反正早熟的采完了，中熟的接上；中熟的采完了，晚熟的接上，这样可以延长苹果的上市期。你看如果郑总全部改种‘红露’，他就‘死翘翘’了。”秦梦指着郑卫秋说。 “但是种晚熟品种他也活不了。”我也抬杠道，并问郑卫秋：“如果在昭通让你种‘富士’，你会不会种？” “我肯定不种，昭通种晚熟‘富士’的效益肯定比不过中早熟品种，我肯定要发展合适的中早熟品种。”郑卫秋连用了两个“肯定”：“我现在想种的一个是比‘华硕’上市早、不容易变‘面’的品种，一个是‘华硕’和‘红露’下市后到‘红将军’上市前的品种……” “就是要选择有市场空档的品种。”我概括道。 “他说不种晚熟的‘富士’，是因为当地老百姓种得太多了，品质参差不齐，中早熟苹果在昭通绝对是有优势的。但真正好的昭通晚熟苹果的价格历来都不低的，四五元一斤。”曾彪补充道。 我想起浙江雨露空间果品有限公司创始人胡志艺跟我聊起在他门店销售的各个产地的苹果，其中，四川盐源的苹果是最具性价比的，考虑到云南昭通和四川盐源同属西南苹果产区，所以我问道：“我们拿昭通苹果与盐源苹果相比，你们觉得有优势吗？” “盐源那些苹果和昭通根本就没有可比性。”秦梦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昭通是苹果最适宜生长区，盐源是次适宜生长区。昭通在西南苹果产区中品种更新是非常快的，盐源的品种还是以金帅为主，而且还是原始化、半原始化的种植方式，果园管理水平非常低，它怎么能实现效益……” “是不是最适宜生长区不重要。”我对秦梦这番说辞也不以为然。如果站在市场端和消费端来看，连果园管理水平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市场上的表现，这才是真正的赛场。 在全面进入小康时代的中国，价格仍然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消费者选择水果的首要考量。 田源苹果基地试种的“瑞雪” “昭通苹果的优势是管理水平相对较高，品相比盐源要好；昭通苹果的劣势是劳动力成本高，盐源的劳动成本相对低。”曾彪也是昭通人，但他的评价明显要客观得多，他也能理解我说的“性价比”的重要性。 “不仅是品相，盐源苹果的口感也要差一点。”秦梦依然固执己见。 “盐源说盐源的好，昭通说昭通的好，都是正常的。其实昭通苹果也好，盐源苹果也好，都有好的，也都有不好的，不可能品质都是一样的。”外乡人郑卫秋说了一句公道话。 “昭通的‘富士’套不套袋？”我问道。在来昭通之前，我和李国芬及其公司的技术骨干还特意探讨过这个事情。雨露空间胡志艺曾说，要想卖高价，必须“好吃 +好看 +健康 +稀缺”。 “前几年是全部套袋的，现在所有苹果都不套袋了。”秦梦应道：“10年前我就提出来不要套袋了，苹果一定要走无袋化生产道路。套袋苹果虽然外观好但口感差，再加上袋子的成本、套袋和拆袋的工时费，还有拆袋后如果遇到气候不对容易出现日灼……这些都是它致命的缺点。” “你有没有套过袋？”我有点不相信秦梦说的“全部”和“所有”，所以再问郑卫秋。 “人家给了订金我就套，没给订金我就不套。”郑卫秋答得合情合理。 “在市场上，没套袋的‘华硕’前几天的价格是9元/kg，套袋的6元/kg都卖不出去。”秦梦补充道。 “‘华硕’不套袋是没有问题的，果皮厚，光泽度好。但‘富士’……” 没等我说完，秦梦就接道：“‘富士’不套袋更漂亮，一样的道理。” 我在海拔更高的西藏林芝见过苹果着色的变化，像“瑞阳”和“蜜脆”等品种都能呈现出鲜艳的红色，但 “富士”的色泽表现依然不尽如人意。 见我将信将疑的模样，郑卫秋解释说：“昭通的气候和北方不一样，北方到10月转色期雨水就少了，但昭通在10月遇到雨水多的时候套袋果反而上不了色，卖不起价格。所以昭通应该做出自己的特色来，专门做不套袋的苹果。” “不仅是昭通，全国的苹果产区都要走无袋化生产的道路，这是必然的。”秦梦说。 “这是未来的趋势，但是目前的市场还是以套袋果为主。”我更正道，毕竟现实和理想总有差距：“如果在山东，你生产不套袋的苹果是没人要的。而且像山东蓬莱、甘肃静宁等能卖出全国最高价的产区苹果都是套袋的。” “在云南，我们一直主张无袋化发展，无论从香气、口感、脆度等品质指标，还是从投入产出比，包括市场认可度，都是有利的。在云南，包括贵州部分产区，套袋苹果的价格至少比不套袋的低一半。”曾彪说。 “高原苹果产区会更早地走上不套袋的道路。”我肯定道。 “在昭通，矮化自根砧、中间砧和乔化砧，哪种砧木的表现比较好？”这也是李国芬问过我的问题。她是采用中间砧的，跟我们这两天在昭通见到的大部分果园都一样。 “我认为各有各的优势。”秦梦先开了一个“太平方”，紧接着说：“比如建100亩苹果园，你如果投得起三五百万元你就去搞矮化种植，如果只投得起三五十万元你就去搞乔化栽培。” “一个投资多，一个投资少，那从效益角度呢？” “从效益角度我认为乔化和矮化都是一样的。”秦梦应道。 “效益一样？那投资多的不是傻子吗？”我毫不客气地怼道。 “所谓效益一样，是指都进入丰产期之后。”曾彪圆场道：“但矮化园会比乔化园提早2～3年受益，所以，如果投资力度大、水肥条件好的，建议矮化种植，可以早投产、早收益，减少市场风险；如果投资力度跟不上、土壤缺水有抗旱风险的，还是乔化栽植比较有优势。” “矮化的今年种，明年挂果；我乔化的今年种，明年同样能挂果。种植3年以后，矮化的亩产3 000 kg，我乔化的同样亩产3 000 kg。”秦梦似乎并不领情，铁了心要以乔化模式怼矮化模式。 “我们刚才看到的尚未投产的苹果园，明年有多少产量？”这个3年生的“红露”苹果园也是秦梦带我们去看的，3 m×4 m的株行距，业主为了先培养好骨干枝和树冠，今年没有留果，所以植株长得高大健壮。 “亩产量最起码可以保证1 000 kg以上。”秦梦非常自豪地说。 我笑了笑，明白他刚才那番说词只不过是图一时的口舌之快而已。 “乔化的株行距我们建议是2.5 m×5 m，这样比较合适。”曾彪补充道。 “这种栽培模式，几年能收回成本？” “如果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5～6年能收回成本。”曾彪答道。 “如果是企业规模投资，我个人看法5～6年是收不回成本的。除非是农户。”郑卫秋摇了摇头否定道。他的苹果园今年已经是第8个年头，连上苗木收入他才勉强收回成本。 “你还带有新品种的红利期。”我也不认可曾彪说的5～6年能收回成本。 “按照昭通这几年的市场价，起码10年。”秦梦说。 “如果资本投资果园10年还收不回成本，那还有没有投资的价值？”我疑问道。 “很多老板在其他行业赚到钱了，想在农业上大展身手，尽一下社会责任，好多人就爱上了农业……”秦梦调侃道。 “像海升这种模式几年能收回成本？” 我问的昭通海升基地就在东达的旁边，白色的防雹网，宽行密株的种植模式，全程机械化作业……我去年去过一趟，留下的评价是：在我见过的众多海升基地中，昭通基地有盈利的希望。 “他当年就收回成本，而且还赚钱了。”秦梦一语中的，不过他说的政府补助跟我说的果园实际盈利能力不是一回事。 “如果按照常规的企业运作，海升基地10年都收不回成本。”曾彪补了一刀。 我顿时无语，不知道该说什么。 沉默片刻，我又心有不甘地问道：“农民种植能收益吧？” 云南不套袋的“富士” 秦梦（中）和曾彪（右）在陈斌的苹果园 “农民肯定能收益。”秦梦肯定道：“农民施肥、打药、除草、采果都是自己做，都不花钱，像东达这里每天都要喊几十个人来干活。” “他们挣他们的工钱，死的是老板，这就是扶贫。”郑卫秋无奈地说。 我在建水就听过类似的感叹，这是在云南投资农业的众多浙江老板的共同心得。 “农民种苹果一亩地能卖多少钱？”我继续问道。 “当地的统计数据，一亩地能卖一万元，家里四五亩地一年收入四五万元很普遍的。如果种得好，一年收入可以拿到十几万元，所以这里已经不存在贫困问题了。”曾彪介绍道。 昭通的苹果产业发展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主要集中在昭阳区和鲁甸县的昭鲁坝子上，总面积已经达到67万亩，成为昭通市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 “就像你说的，规模不要大，如果种200亩以内其实是很容易盈利的。”郑卫秋对我说：“我每年做礼品卖高价的能卖100多万元，但是种得多价格就卖不起来了。” “卖礼品就有附加值出来了，卖市场就很难盈利。”我应道：“所以有人说水果的效益是卖出来的，不是种出来的。” 后面这句话我是听山东威海的枚青说的，而枚青是听姜全说的。光凭这句话，就可看出这位国家桃产业体系首席科学家也是蛮接地气的。 “所以规模绝对不能大。”郑卫秋深有感悟地说。 “那等于说，在昭通，大果园是没人挣钱的？”我问道。 “我不是说那些老板爱上农业都挣不了钱，反正是十个爱上死了九个，只有一个勉强能活。”秦梦说的这句很现实的话惹得大伙齐笑，只有郑卫秋没笑，因为他就是那个目前还勉强能活下来的。 “这么一说，你也应该见好就收了，搞下去也没什么投资价值。”我对郑卫秋说道。 没等郑卫秋开口，秦梦就抢先道：“郑总已经爱上，丢不掉了。” “别的产业可以走掉，农业这个东西，除非有人收购，不然走不掉的。”郑卫秋无奈地说。 “对你来说，未来的道路计划怎么走？”我问郑卫秋。与去年相比，而今的他似乎少了几分锐气，多了几分无奈。 “我现在考虑的就是营销的问题。那怕你品种选好了，果子种好了，如果销售做不好，还是不行。”郑卫秋这几年的销售渠道主要在电商平台，让他最为头疼的是，几乎所有的电商平台都不允许品牌露出。“如果企业没有建立自己的品牌，自己不做营销，继续种下去还是死路一条。你种得最好也没人知道。” 这也是李国芬担心的事情。 “今天在富民看到的那个苹果园，是一个房地产老板投资的，我们刚种苹果的时候去参观过，那个时候做得很红火，现在竟成这个样子了。”李国芬在回程时感叹道。 她第一次跟我接触时就明确表达出对农业投资的担忧：“我们做农业是想过要带动当地农民脱贫致富，但不是秦梦说的那种‘扶贫’。” 她家的主业是石材，是当地的龙头企业。丈夫毕红升还是石林县彝学会的会长，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当地精准扶贫、产业振兴的带头人。 “这一趟走下来，你觉得哪家果园符合你的期望？”我问李国芬。 “如果从树形和挂果量来看，我觉得陈斌的果园在云南是具有代表性的，值得我们学习。”李国芬应道。 “你觉得陈斌的果园怎么样？”我又问相宇波。 “有些东西我还没看懂，不知道后面会怎么样。如果以现状来评价，在云南我看过的园子中，他应该是最好的；在国内我看过的园子里，它可以排进前五。” 3年生“红露”苹果园 这个被相宇波排进全国前五的苹果园，面积不大，只有 130亩，主栽品种是“红露”，“M26”做中间砧，主干形。据郑卫秋介绍，陈斌的果园在第5年时实现收支平衡，第6年就收回成本并开始盈利。今年是第7年，满树红彤彤的苹果映衬着蓝天白云，一派丰收喜悦的景象。 “你评判好果园的标准是什么？”我好奇地问道。 “一个是整齐度，一个是可持续发展。一个好果园不是看一两年，要看十年二十年的可持续发展。”相宇波解释道：“像陈斌的果园这两年是没问题的，就看三年后，我还是有点担心。” 李国芬接道：“我昨天问过陈斌，这个果园存不存在控旺的问题？他拉着我去看两种不同类型的树，大一点的树是他要达到的树冠标准，小一点的树是因为当时急于挂果，树就一直长不起来，看上去有点衰弱了。所以他叫我一定要先让树长起来。” 难怪后来陈斌带我们去看的3年生“红露”树体长得高大挺拔，依然没有挂果。 “这是对的。”曾彪说：“云南有个气候特征叫‘一雨成冬’，在陕西一场大雨最多降两三度，但云南就会降七八度，甚至十几度，而且昼夜温差很大，所以云南苹果的成花是没有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按照陕西的方法来控制营养生长……” “他是担心虚胖。”我替相宇波解释道。“促”和“控”是他们之间最大的矛盾。 “对。真正旺的话，那倒不担心，我是担心虚旺，虚旺很难控的。”相宇波说。 “其实不光是苹果，其他水果在云南都是需要大肥大水的。”我举例道：“像建水的葡萄，三天浇一次水，一周补一次肥，这是基本要求。一停掉，树就停长了。” “我觉得还是要根据陕西和云南不同的气候特征，然后把陕西的技术和云南的技术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相老师这边和曾老师这边的技术要怎么结合在一起。”李国芬已经厘清了自己的思路，剩下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相宇波和曾彪之间的技术路线的矛盾。 陈斌苹果园的树体和结果状 “这个如果让我来判断的话很简单，我们不讲过程看结果，如果大家对陈斌的果园都认可的话，你就先照搬他那一套模式。”我提议道：“至于三五年后怎么办？很简单，郁闭嘛就间伐啊，一间伐很多问题都解决掉了。所以我说我在昭通看到的种植苹果的最大的问题是不挣钱的问题，其他都是小问题。” 我觉得相宇波把栽培技术搞复杂化了。 “还有，昨天我为什么问乔化砧、中间砧和矮化砧哪一个砧木比较好，秦梦说那个两年半的园子明年的亩产至少1 000 kg。树势生长这么好，管理这么到位，到第四年了亩产还只有1 000～2 000 kg的话，我觉得这种栽培模式让企业来投资的话就很难盈利了。”我给他们介绍了今年4月在山东看到的4年生苹果园累积亩产1万kg的产量水平。 “我原来给赫石兰茂苹果园设计的亩产标准是今年（第三年）400～500 kg，明年（第四年）1 200～1 800 kg，第五年收回成本……”曾彪说。 从今年的结果情况看，赫石兰茂苹果园的亩产量是达不到400～500 kg，所以我也很怀疑明年的产量水平。不好明说，便问我们在昭通看到的与李国芬同期建园、也是由曾彪指导的一家苹果园的明年产量。与赫石兰茂不同，那家苹果园采用的是矮化自根砧种植模式，株行距为2 m×4 m。从种植密度和枝量上看，那家苹果园更具产量基础。 “明年亩产量至少 1 000～2 000 kg。 ”曾彪说。 “你觉得能实现吗？”我紧接着问相宇波。 “没问题。”相宇波应道。 “我要他第4年把全园成本收回来，必须收回来。最后我的亩产量目标是3 000～3 500 kg，商品果达到90%。”曾彪语气坚定地说：“只有把成本收回来，我的心里才有底气。我要求快，生长要快，投产要快，所以水肥、营养一定要跟上。” “生产上会出现各种各样不可确定的因素。”我提醒道。我觉得曾彪说得太理想化了，唯一让我认可的是他的“快”的理念。 我今年已在山东和云南逛了不少大果园，面对资本投入果园的困境，在我的脑海中也慢慢地形成了一个结论：搞种植一定要闪电战。看中一个优势品种，就找到一个优势产区，在品种红利期以最快的速度收回成本并实现盈利，如果拖成持久战就完蛋了，因为国内市场基本上不可能出现稳定不变或者先抑后扬的行情。 “前期尽快收回成本，这应该是大方向。”我跟李国芬说。 “对，还是要尽快实现收支平衡，争取10年之内收回投资，然后再考虑自然、生态方面的事情。”李国芬已经基本上厘清了自己的思路和方向。 “技术方面也不用过多考虑后期怎么办，要多考虑前期怎么办。”我跟相宇波建议道。他的技术来源于日本，强调“缓”和“优”，这与日本农协垄断下的稳定市场行情有着密切的关系，再加上他那份匠心和生态关怀，这才让我心生担心。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导读】地处低纬度高海拔的云南昭鲁坝子，丰富的光热资源使其所生产的苹果不仅产量高、品质优，而且成熟早、投产快。面对竞争早就白热化的国内苹果市场，不少外地资本包括苹果主产区的一些种植企业，纷纷带着先进的种植技术和新品种涌入云南，欲在这片土地上大干一场，觅得参与市场竞争的一份先机。“你在嗅什么？”我好奇地问道。几乎每到一个果园，相宇波都会蹲在果树下，抓起一把土，然后放在鼻子下很认真地嗅。有时候还不止一个地方，像测土配方施肥般多点取样。“这个习惯是跟日本老师学的，嗅得多了就有一种感觉和判断。”相宇波解释道。他早年去日本研学过，在青森县学习种植苹果。“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判断土壤干不干净，如果有怪味或腐烂味，说明杂菌超标，这种土壤上果树肯定长得不好，草也长得不好。”草也是相宇波在果园重点关注的对象，他甚至能说出哪种草环境下的果树能结出什么口感的果子，挺神奇的。发生技术路线之争的相宇波(左)与曾彪相宇波手中拿着的是云南典型的砖红壤，还是沈国兵 （富民花果山沃苹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在建园时专门从其他地方挖过来的“客土”，而且还覆盖了防草布。“像这把土就什么味都没有，没味就意味着什么都没有。”相宇波说的“什么都没有”，我的理解是没有微生物，没有有机质，也缺乏营养元素。不过园子里的苹果树依然我行我素，长得挺旺盛的。沈国兵为了防止长势过旺，还特意把苹果树的主干顶端拉了下来，使它转变角色，变成一个结果枝组，然后另选一个长势中庸的侧枝作为主干延长头。这也是果树修剪上常用的手法——弱枝当头。“这个方法不行。”相宇波特意提醒沈国兵。理由是他那样做会打乱树体的生长节奏，导致被弯下的主枝木质部发育不平衡，一边大，一边小，最终影响经济寿命。总而言之，相宇波是一位果树自然栽培的践行者，种植理念是尽量减少人为干预，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根据植株的生理特点，慢慢加以引导，从而以较低的生产成本生产出健康优质的果品。这其实也是我十分担心的，因为他现在指导着云南石林赫石兰茂近千亩的苹果园。今年5月我到云南时，相宇波强烈要求我去石林看看这家建园刚过两年的苹果园。那几天他不在，所以当李国芬 （石林赫石兰茂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首先跟我提及“生态”种植理念时，我的心就不由自主地“咯噔”一下，并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条道路的“凶险”。所以这一趟是约好时间来的。我，相宇波，李国芬，还有公司的另一位技术指导老师——曾彪，一起去云南苹果产业的发源地——昭通，一睹究竟，并以此为据，来确定赫石兰茂的发展方向和技术路线。回程的时候，还顺便逛了下同年建园的富民花果山沃苹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苹果园。在富民，李国芬还带我们去了一趟她投资农业之前来考察过的一家相当不错的苹果园。非常不幸，那家苹果园目前已基本处于一种失管的状态。“转了这么一趟，你对未来发展有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我先问李国芬。“我觉得在销售上还是要两条腿走路，一条是品牌，一条是渠道。”李国芬应道。李国芬（右）和丈夫毕红升在赫石兰茂苹果园查看苹果的长势这趟我们在昭通重点看的是早熟苹果，当地发展比较快的是“华硕”和“红露”。“华硕”外观漂亮，口感一般，还存在一种原因不明的“黑心病”；“红露”外观一般，口感纯甜。但今年这两个品种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销售问题。“如果自己没有销售团队，等着客商上门收购的话，未来我们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李国芬担忧道。“相老师，你有什么感悟？”我再问相宇波。“云南真是一个好地方。”相宇波是陕西礼泉人，在来之前，我让他带了几个当地种植的“华硕”，刚下飞机尝到李国芬带来的“华硕”后，任凭我们怎么说，他都不肯再拿出，只说“不能相比的。”“如果技术到位，这里可以生产出最好的早熟苹果。另外，这边的苹果成枝成花都没有问题，而且苹果的种植技术在昭通已经相当普及，大家都能种，而且都能丰产。我唯一有点担心，那就是别让‘丑苹果’限制了昭通苹果，因为昭通苹果可以往又好看又好吃的方向发展，云南其他地方的苹果也可以往这个方向发展。”“那在栽培路线方面有没有新的思路调整？”我继续问道。实际上这趟去昭通的主要目的是让相宇波能深入了解云南苹果的栽培模式，根据云南特有的气候条件来调整他原有的技术方案。他与曾彪在技术方案上也产生了矛盾，这让李国芬左右为难。“现在好多东西还需要消化，但有几个点已经非常明确了。”相宇波一一介绍道：“第一，在云南，树体的器官发育是可以同步进行的，比如营养生长和花芽分化可以同步进行，这在北方是不能同步的；第二，在云南，植株的生长量一般情况下是比较大的，而且在生长量偏大的情况下还可以结出好果子；第三，这里的土壤营养条件较差，树势容易衰老，土壤肥力也容易衰减，这一块的难度还是比较大。”“那对控旺的认识呢？”这是他与曾彪在技术路线上最大的冲突，相宇波强调幼树要 “控旺”，曾彪则坚决反对，从而导致在肥水管理上的背道而驰。“前期还是需要控，如果前期长得太快，对后期的发育很难调控。”相宇波解释道。他把我说的“控旺”改为“可控”。“那像我们昨天看到的3年生‘红露’，你觉得有没有必要控旺？”我举了一个具体的果园。那个果园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树势过旺，有必要今年适当挂果来控制一下树冠。相宇波（右）和曾彪在交流技术“这个品种不需要，但如果是‘富士’的话就需要。要看品种。”相宇波解释道。“你觉得土壤有什么问题？”我重提他刚才提到的难点。这也是他的栽培理念中一直强调的内容。“草种比较单一。”相宇波以草识土。在我们这几天走过的苹果园中，他认为最理想的是郑卫秋的苹果园：“园子里边如果再有一些禾本科的杂草就会更好，但是这个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根据土壤环境慢慢去引导。”我的脑海中浮现出陕西礼泉县朝阳山顶天寺那片苹果园，从2005年建园时的高草，到现在绿地毯般的矮草，相宇波足足花了15年的功夫。“你觉得草的种类对果树栽培或土壤改良非常重要吗？”我显得有点明知故问了。“非常重要。”相宇波毫不犹豫地应道：“土壤有些有害的成分需要通过草来消化。”“你对土壤这一块有什么不同意见？”我改问曾彪，他是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的土肥专家。“云南的大部分土壤都是砖红壤，严格讲是生土，不是熟土，所以有机质和氮磷钾等大量元素的含量都很低。”曾彪从手机上翻出赫石兰茂苹果园的土壤检测数据，有机质含量不到1%，氮磷钾含量接近最低的临界点。“你们的肥料配方是不是根据这个数据来的？”我追问道。“我肯定是根据这个数据来。”曾彪应道：“所以我不主张控旺。我们要求先把骨干枝和树冠培养起来，再通过挂果来控旺，而不是前期控旺；他（相宇波）是怕成花不好，最后挂果不好。这个是我们之间最大的分歧。”除了今年减少了两次用肥，相宇波去年还在“富士”上喷了一次多效唑，这在曾彪眼里简直就是 “让一个本来就营养不良的人吃减肥药”，根本就是在作死。“但通过树相你应该也能判断出树势啊？”我疑惑地问相宇波。他没有条件做检测，只能通过观察树相和土壤来判断情况，从而做出技术方案。“今年6月时我就发现芽间距有点发黄，确实营养有点缺了，但去年从树相上判断不出，我还是按照自己的理念处理的。因为园艺要求植物器官前期发育不能快，一旦发育太快，营养通道太大的话，后期会出问题。但是根据这边的实际情况，我的有些判断还是有问题的。”发现问题之后，相宇波及时和曾彪沟通，补施肥料，目前的树势已经基本上恢复正常状态。“你们俩的争执有点类似于中医和西医之间的差别。”我对相宇波说：“你就像一位老中医望闻问切，嗅一下土，看一下草，再根据树体来对症下药。我担心什么？因为中医讲究养生，成效相对会慢，你刚才讲到的果园的问题，包括土壤的问题、草的种类问题、主干弯曲后出现的木质部发育的问题，或者你所担心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我停顿了一下，然后对大家说：“在我眼里，最大的问题是不挣钱。”时间往前推一天，我们还在昭通，最后一站是昭通东达种植有限公司。公司总经理郑卫秋是我的老乡，2010年来到云南，2011年落脚昭通，先建苗圃，后建基地。我一年前来过一趟，这次算是故地重游。“今年的销售形势怎么样？”我问道。“没有往年好。”郑卫秋的回答符合我的预判。在还没进基地大门之前，我看到沿路的苹果树上挂满了被高原阳光晒得黝黑发亮的“华硕”，就感觉到今年的销售可能有些压力。“这跟新冠疫情肯定有关系，消费能力普遍下降。”郑卫秋接着解释道：“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品种前两年网上卖得好，今年有人就赶早，没成熟就采了拿去卖，口感差，价格还高，结果是网上差评不断……”“差评是因为口感差，还是果心褐变的问题？”果心褐变是“华硕”的一个大问题。一个非常漂亮的大苹果寄过来，放上几天，用刀切开，结果发现里面是“坏”的，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场面都会让消费者非常扫兴，所以退货、差评、投诉等行为自然接踵而至。“不是褐变的问题。褐变的原因是苹果体内的热气散不出去造成的。当天采摘的苹果不能装箱，要么预冷，要么先放一个晚上，等到第二天再包装发货，消费者收到后放冰箱，基本上就不会再出现这个问题了。”“你认为是这个原因吗？”我又问秦梦，他是昭通资深苹果专家。“郑总说的是有道理的。”秦梦应道：“这跟品种有一定的关系，‘华硕’果皮厚，果个大，呼吸作用强烈，特别是中午温度高的时候采摘下来马上装箱，就存在氧气不够，呼吸作用处于半停止状态，导致果肉褐变。如果今天采摘，明天装箱，或者放进冷库里先预冷一个晚上，把果实的温度先降下来之后再装箱就没问题了。”云南最典型的土壤——砖红壤李国芬（右）和郑卫秋在东达苹果基地“那还是采后处理的问题。”我长舒一口气，总算这个问题不属于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否则，这个曾被我非常看好的早熟苹果品种短时间内就会玩完。“你怎么看‘华硕’这个品种，还能不能继续发展？”我问秦梦。今年5月，当我第一次来到位于圭山脚下的千亩苹果园时，李国芬跟我提到品种选择、种植模式和效益前景等各方面的困惑。在我的不成熟答案中，其中有一条是需要找到一两个能充分发挥出云南气候优势的优良品种，来替代占园区半数之多的“富士”系品种。所以，这趟行程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考察品种。“没有什么品种是最好的品种，任何品种都有一个周期。像‘华硕’，因为它的外观形状非常优秀，前面三五年是它的红利期，物以稀为贵；过了这三五年，就降为一般的东西。任何品种都是这样的，只有‘富士’可以经久不衰。”郑卫秋是相中“华硕”的伯乐。2012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第一次接触这个新品种之后，就订下全部的苗木；2013年种植，2015年投产，7元/kg的包园价；然后逐年上升，2019年到达峰值，统货价12元/kg；今年行情回落，统货价跌到8元/kg。这倒也贴合秦梦说的周期变化。但相比去年已经跌到低谷的昭通 “富士”价格，这依然还是数倍之上的天价。“今年‘红露’的价格比‘华硕’贵，我 65（指果实横径，单位为毫米。下同）起步的果也要卖到8元/kg多，70起步差不多是9.50～10元/kg。”郑卫秋又提到另外一个早熟品种的行情变化：“前几年都是‘华硕’比‘红露’贵的。”赫石兰茂的苹果园中也有这个品种，它比不过“华硕”的外观，果个也偏小，但在口感上优于“华硕”，也是李国芬重点关注的品种。“‘红露’果实不会像‘华硕’一样出现褐变，在运输途中要安全得多，而且很容易丰产，正常的园子亩产量可以达到七八千斤，‘华硕’最多也就三四千斤的亩产量。”郑卫秋补充道。“那从目前来看，‘红露’的效益还是最好的，价格又贵，产量又高。”我们来东达公司之前，还参观了陈斌的苹果园，130亩 （1亩约合667 m2，15 亩约合 1 万 m2即 1 hm2）面积，种的就是“红露”，硕果累累。“你们怎么看‘红露’的发展前景？”我问秦梦。“也是5年周期。任何品种都有周期性，所以没有什么品种是最好的品种。”“但从目前来看，‘华硕’和‘红露’这两个早熟品种还没有被取代的迹象，只要市面上没有出现比它们更优秀的品种，它们还是会霸占着早熟的市场，除非有更好的品种出来，这两个品种才会被淘汰，这是自然的更迭过程。而且品种也不是说换就换的，听一些专家讲，有什么品种比 ‘华硕’牛多少倍，你一换，结果表现却是一塌糊涂。包括中熟的‘红将军’和晚熟的‘富士’，在国内市场上目前都还找不到任何一个品种来替代。”听得出来，秦梦对“富士”坚贞不渝，对已经打开市场的 “华硕”和“红露”半推半就，对新品种则表现得戒心重重，充满着怀疑和冷眼，其中包括眼下正红的“维纳斯黄金”和“秦脆”。在昭通田源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苹果园中，我们也看到“维纳斯黄金”存在锈斑的问题，“秦脆”存在苦痘病的问题。倒是“瑞雪”长得端庄秀丽，甚得我们的喜欢。“从产区来讲，以昭通为主的云南苹果产区的优势是不是在早中熟品种上？”我没有再纠缠具体品种的选择问题，而是把它放大到产区的优势品种选择上。“如果整个昭通的苹果全部种成 ‘华硕’和‘红露’，你看市场会不会烂得一塌糊涂？”秦梦抬杠道。东达苹果基地的“华硕”（上图）和“红露”（下图）我和他是初次见面，相互之间并不熟悉，但几番对话下来，我发现他也是“杠精”。难怪在来昭通的途中，曾彪向我介绍这位很接地气的“秦老师”时说他深得果农喜欢，但不怎么受领导和专家待见。“那按照你的观点，在昭通，早、中、晚熟苹果各占多少比例是比较合理的？”我顺着他的思路问道。“专家原来提的是 3∶3∶4，我也不敢说这个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反正早熟的采完了，中熟的接上；中熟的采完了，晚熟的接上，这样可以延长苹果的上市期。你看如果郑总全部改种‘红露’，他就‘死翘翘’了。”秦梦指着郑卫秋说。“但是种晚熟品种他也活不了。”我也抬杠道，并问郑卫秋：“如果在昭通让你种‘富士’，你会不会种？”“我肯定不种，昭通种晚熟‘富士’的效益肯定比不过中早熟品种，我肯定要发展合适的中早熟品种。”郑卫秋连用了两个“肯定”：“我现在想种的一个是比‘华硕’上市早、不容易变‘面’的品种，一个是‘华硕’和‘红露’下市后到‘红将军’上市前的品种……”“就是要选择有市场空档的品种。”我概括道。“他说不种晚熟的‘富士’，是因为当地老百姓种得太多了，品质参差不齐，中早熟苹果在昭通绝对是有优势的。但真正好的昭通晚熟苹果的价格历来都不低的，四五元一斤。”曾彪补充道。我想起浙江雨露空间果品有限公司创始人胡志艺跟我聊起在他门店销售的各个产地的苹果，其中，四川盐源的苹果是最具性价比的，考虑到云南昭通和四川盐源同属西南苹果产区，所以我问道：“我们拿昭通苹果与盐源苹果相比，你们觉得有优势吗？”“盐源那些苹果和昭通根本就没有可比性。”秦梦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昭通是苹果最适宜生长区，盐源是次适宜生长区。昭通在西南苹果产区中品种更新是非常快的，盐源的品种还是以金帅为主，而且还是原始化、半原始化的种植方式，果园管理水平非常低，它怎么能实现效益……”“是不是最适宜生长区不重要。”我对秦梦这番说辞也不以为然。如果站在市场端和消费端来看，连果园管理水平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市场上的表现，这才是真正的赛场。在全面进入小康时代的中国，价格仍然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消费者选择水果的首要考量。田源苹果基地试种的“瑞雪”“昭通苹果的优势是管理水平相对较高，品相比盐源要好；昭通苹果的劣势是劳动力成本高，盐源的劳动成本相对低。”曾彪也是昭通人，但他的评价明显要客观得多，他也能理解我说的“性价比”的重要性。“不仅是品相，盐源苹果的口感也要差一点。”秦梦依然固执己见。“盐源说盐源的好，昭通说昭通的好，都是正常的。其实昭通苹果也好，盐源苹果也好，都有好的，也都有不好的，不可能品质都是一样的。”外乡人郑卫秋说了一句公道话。“昭通的‘富士’套不套袋？”我问道。在来昭通之前，我和李国芬及其公司的技术骨干还特意探讨过这个事情。雨露空间胡志艺曾说，要想卖高价，必须“好吃 +好看 +健康 +稀缺”。“前几年是全部套袋的，现在所有苹果都不套袋了。”秦梦应道：“10年前我就提出来不要套袋了，苹果一定要走无袋化生产道路。套袋苹果虽然外观好但口感差，再加上袋子的成本、套袋和拆袋的工时费，还有拆袋后如果遇到气候不对容易出现日灼……这些都是它致命的缺点。”“你有没有套过袋？”我有点不相信秦梦说的“全部”和“所有”，所以再问郑卫秋。“人家给了订金我就套，没给订金我就不套。”郑卫秋答得合情合理。“在市场上，没套袋的‘华硕’前几天的价格是9元/kg，套袋的6元/kg都卖不出去。”秦梦补充道。“‘华硕’不套袋是没有问题的，果皮厚，光泽度好。但‘富士’……”没等我说完，秦梦就接道：“‘富士’不套袋更漂亮，一样的道理。”我在海拔更高的西藏林芝见过苹果着色的变化，像“瑞阳”和“蜜脆”等品种都能呈现出鲜艳的红色，但 “富士”的色泽表现依然不尽如人意。见我将信将疑的模样，郑卫秋解释说：“昭通的气候和北方不一样，北方到10月转色期雨水就少了，但昭通在10月遇到雨水多的时候套袋果反而上不了色，卖不起价格。所以昭通应该做出自己的特色来，专门做不套袋的苹果。”“不仅是昭通，全国的苹果产区都要走无袋化生产的道路，这是必然的。”秦梦说。“这是未来的趋势，但是目前的市场还是以套袋果为主。”我更正道，毕竟现实和理想总有差距：“如果在山东，你生产不套袋的苹果是没人要的。而且像山东蓬莱、甘肃静宁等能卖出全国最高价的产区苹果都是套袋的。”“在云南，我们一直主张无袋化发展，无论从香气、口感、脆度等品质指标，还是从投入产出比，包括市场认可度，都是有利的。在云南，包括贵州部分产区，套袋苹果的价格至少比不套袋的低一半。”曾彪说。“高原苹果产区会更早地走上不套袋的道路。”我肯定道。“在昭通，矮化自根砧、中间砧和乔化砧，哪种砧木的表现比较好？”这也是李国芬问过我的问题。她是采用中间砧的，跟我们这两天在昭通见到的大部分果园都一样。“我认为各有各的优势。”秦梦先开了一个“太平方”，紧接着说：“比如建100亩苹果园，你如果投得起三五百万元你就去搞矮化种植，如果只投得起三五十万元你就去搞乔化栽培。”“一个投资多，一个投资少，那从效益角度呢？”“从效益角度我认为乔化和矮化都是一样的。”秦梦应道。“效益一样？那投资多的不是傻子吗？”我毫不客气地怼道。“所谓效益一样，是指都进入丰产期之后。”曾彪圆场道：“但矮化园会比乔化园提早2～3年受益，所以，如果投资力度大、水肥条件好的，建议矮化种植，可以早投产、早收益，减少市场风险；如果投资力度跟不上、土壤缺水有抗旱风险的，还是乔化栽植比较有优势。”“矮化的今年种，明年挂果；我乔化的今年种，明年同样能挂果。种植3年以后，矮化的亩产3 000 kg，我乔化的同样亩产3 000 kg。”秦梦似乎并不领情，铁了心要以乔化模式怼矮化模式。“我们刚才看到的尚未投产的苹果园，明年有多少产量？”这个3年生的“红露”苹果园也是秦梦带我们去看的，3 m×4 m的株行距，业主为了先培养好骨干枝和树冠，今年没有留果，所以植株长得高大健壮。“亩产量最起码可以保证1 000 kg以上。”秦梦非常自豪地说。我笑了笑，明白他刚才那番说词只不过是图一时的口舌之快而已。“乔化的株行距我们建议是2.5 m×5 m，这样比较合适。”曾彪补充道。“这种栽培模式，几年能收回成本？”“如果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5～6年能收回成本。”曾彪答道。“如果是企业规模投资，我个人看法5～6年是收不回成本的。除非是农户。”郑卫秋摇了摇头否定道。他的苹果园今年已经是第8个年头，连上苗木收入他才勉强收回成本。“你还带有新品种的红利期。”我也不认可曾彪说的5～6年能收回成本。“按照昭通这几年的市场价，起码10年。”秦梦说。“如果资本投资果园10年还收不回成本，那还有没有投资的价值？”我疑问道。“很多老板在其他行业赚到钱了，想在农业上大展身手，尽一下社会责任，好多人就爱上了农业……”秦梦调侃道。“像海升这种模式几年能收回成本？”我问的昭通海升基地就在东达的旁边，白色的防雹网，宽行密株的种植模式，全程机械化作业……我去年去过一趟，留下的评价是：在我见过的众多海升基地中，昭通基地有盈利的希望。“他当年就收回成本，而且还赚钱了。”秦梦一语中的，不过他说的政府补助跟我说的果园实际盈利能力不是一回事。“如果按照常规的企业运作，海升基地10年都收不回成本。”曾彪补了一刀。我顿时无语，不知道该说什么。沉默片刻，我又心有不甘地问道：“农民种植能收益吧？”云南不套袋的“富士”秦梦（中）和曾彪（右）在陈斌的苹果园“农民肯定能收益。”秦梦肯定道：“农民施肥、打药、除草、采果都是自己做，都不花钱，像东达这里每天都要喊几十个人来干活。”“他们挣他们的工钱，死的是老板，这就是扶贫。”郑卫秋无奈地说。我在建水就听过类似的感叹，这是在云南投资农业的众多浙江老板的共同心得。“农民种苹果一亩地能卖多少钱？”我继续问道。“当地的统计数据，一亩地能卖一万元，家里四五亩地一年收入四五万元很普遍的。如果种得好，一年收入可以拿到十几万元，所以这里已经不存在贫困问题了。”曾彪介绍道。昭通的苹果产业发展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主要集中在昭阳区和鲁甸县的昭鲁坝子上，总面积已经达到67万亩，成为昭通市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就像你说的，规模不要大，如果种200亩以内其实是很容易盈利的。”郑卫秋对我说：“我每年做礼品卖高价的能卖100多万元，但是种得多价格就卖不起来了。”“卖礼品就有附加值出来了，卖市场就很难盈利。”我应道：“所以有人说水果的效益是卖出来的，不是种出来的。”后面这句话我是听山东威海的枚青说的，而枚青是听姜全说的。光凭这句话，就可看出这位国家桃产业体系首席科学家也是蛮接地气的。“所以规模绝对不能大。”郑卫秋深有感悟地说。“那等于说，在昭通，大果园是没人挣钱的？”我问道。“我不是说那些老板爱上农业都挣不了钱，反正是十个爱上死了九个，只有一个勉强能活。”秦梦说的这句很现实的话惹得大伙齐笑，只有郑卫秋没笑，因为他就是那个目前还勉强能活下来的。“这么一说，你也应该见好就收了，搞下去也没什么投资价值。”我对郑卫秋说道。没等郑卫秋开口，秦梦就抢先道：“郑总已经爱上，丢不掉了。”“别的产业可以走掉，农业这个东西，除非有人收购，不然走不掉的。”郑卫秋无奈地说。“对你来说，未来的道路计划怎么走？”我问郑卫秋。与去年相比，而今的他似乎少了几分锐气，多了几分无奈。“我现在考虑的就是营销的问题。那怕你品种选好了，果子种好了，如果销售做不好，还是不行。”郑卫秋这几年的销售渠道主要在电商平台，让他最为头疼的是，几乎所有的电商平台都不允许品牌露出。“如果企业没有建立自己的品牌，自己不做营销，继续种下去还是死路一条。你种得最好也没人知道。”这也是李国芬担心的事情。“今天在富民看到的那个苹果园，是一个房地产老板投资的，我们刚种苹果的时候去参观过，那个时候做得很红火，现在竟成这个样子了。”李国芬在回程时感叹道。她第一次跟我接触时就明确表达出对农业投资的担忧：“我们做农业是想过要带动当地农民脱贫致富，但不是秦梦说的那种‘扶贫’。”她家的主业是石材，是当地的龙头企业。丈夫毕红升还是石林县彝学会的会长，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当地精准扶贫、产业振兴的带头人。“这一趟走下来，你觉得哪家果园符合你的期望？”我问李国芬。“如果从树形和挂果量来看，我觉得陈斌的果园在云南是具有代表性的，值得我们学习。”李国芬应道。“你觉得陈斌的果园怎么样？”我又问相宇波。“有些东西我还没看懂，不知道后面会怎么样。如果以现状来评价，在云南我看过的园子中，他应该是最好的；在国内我看过的园子里，它可以排进前五。”3年生“红露”苹果园这个被相宇波排进全国前五的苹果园，面积不大，只有 130亩，主栽品种是“红露”，“M26”做中间砧，主干形。据郑卫秋介绍，陈斌的果园在第5年时实现收支平衡，第6年就收回成本并开始盈利。今年是第7年，满树红彤彤的苹果映衬着蓝天白云，一派丰收喜悦的景象。“你评判好果园的标准是什么？”我好奇地问道。“一个是整齐度，一个是可持续发展。一个好果园不是看一两年，要看十年二十年的可持续发展。”相宇波解释道：“像陈斌的果园这两年是没问题的，就看三年后，我还是有点担心。”李国芬接道：“我昨天问过陈斌，这个果园存不存在控旺的问题？他拉着我去看两种不同类型的树，大一点的树是他要达到的树冠标准，小一点的树是因为当时急于挂果，树就一直长不起来，看上去有点衰弱了。所以他叫我一定要先让树长起来。”难怪后来陈斌带我们去看的3年生“红露”树体长得高大挺拔，依然没有挂果。“这是对的。”曾彪说：“云南有个气候特征叫‘一雨成冬’，在陕西一场大雨最多降两三度，但云南就会降七八度，甚至十几度，而且昼夜温差很大，所以云南苹果的成花是没有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按照陕西的方法来控制营养生长……”“他是担心虚胖。”我替相宇波解释道。“促”和“控”是他们之间最大的矛盾。“对。真正旺的话，那倒不担心，我是担心虚旺，虚旺很难控的。”相宇波说。“其实不光是苹果，其他水果在云南都是需要大肥大水的。”我举例道：“像建水的葡萄，三天浇一次水，一周补一次肥，这是基本要求。一停掉，树就停长了。”“我觉得还是要根据陕西和云南不同的气候特征，然后把陕西的技术和云南的技术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相老师这边和曾老师这边的技术要怎么结合在一起。”李国芬已经厘清了自己的思路，剩下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相宇波和曾彪之间的技术路线的矛盾。陈斌苹果园的树体和结果状“这个如果让我来判断的话很简单，我们不讲过程看结果，如果大家对陈斌的果园都认可的话，你就先照搬他那一套模式。”我提议道：“至于三五年后怎么办？很简单，郁闭嘛就间伐啊，一间伐很多问题都解决掉了。所以我说我在昭通看到的种植苹果的最大的问题是不挣钱的问题，其他都是小问题。”我觉得相宇波把栽培技术搞复杂化了。“还有，昨天我为什么问乔化砧、中间砧和矮化砧哪一个砧木比较好，秦梦说那个两年半的园子明年的亩产至少1 000 kg。树势生长这么好，管理这么到位，到第四年了亩产还只有1 000～2 000 kg的话，我觉得这种栽培模式让企业来投资的话就很难盈利了。”我给他们介绍了今年4月在山东看到的4年生苹果园累积亩产1万kg的产量水平。“我原来给赫石兰茂苹果园设计的亩产标准是今年（第三年）400～500 kg，明年（第四年）1 200～1 800 kg，第五年收回成本……”曾彪说。从今年的结果情况看，赫石兰茂苹果园的亩产量是达不到400～500 kg，所以我也很怀疑明年的产量水平。不好明说，便问我们在昭通看到的与李国芬同期建园、也是由曾彪指导的一家苹果园的明年产量。与赫石兰茂不同，那家苹果园采用的是矮化自根砧种植模式，株行距为2 m×4 m。从种植密度和枝量上看，那家苹果园更具产量基础。“明年亩产量至少 1 000～2 000 kg。 ”曾彪说。“你觉得能实现吗？”我紧接着问相宇波。“没问题。”相宇波应道。“我要他第4年把全园成本收回来，必须收回来。最后我的亩产量目标是3 000～3 500 kg，商品果达到90%。”曾彪语气坚定地说：“只有把成本收回来，我的心里才有底气。我要求快，生长要快，投产要快，所以水肥、营养一定要跟上。”“生产上会出现各种各样不可确定的因素。”我提醒道。我觉得曾彪说得太理想化了，唯一让我认可的是他的“快”的理念。我今年已在山东和云南逛了不少大果园，面对资本投入果园的困境，在我的脑海中也慢慢地形成了一个结论：搞种植一定要闪电战。看中一个优势品种，就找到一个优势产区，在品种红利期以最快的速度收回成本并实现盈利，如果拖成持久战就完蛋了，因为国内市场基本上不可能出现稳定不变或者先抑后扬的行情。“前期尽快收回成本，这应该是大方向。”我跟李国芬说。“对，还是要尽快实现收支平衡，争取10年之内收回投资，然后再考虑自然、生态方面的事情。”李国芬已经基本上厘清了自己的思路和方向。“技术方面也不用过多考虑后期怎么办，要多考虑前期怎么办。”我跟相宇波建议道。他的技术来源于日本，强调“缓”和“优”，这与日本农协垄断下的稳定市场行情有着密切的关系，再加上他那份匠心和生态关怀，这才让我心生担心。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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